法官的职业性麻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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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之善者，悲天悯人。 ——佚名
又到年底。在这冬天的冷雨中，我总是容易想起一个人。他的名字我已经忘记，但是他那张年轻的脸，那瘦削的背影，以及混杂着悔恨与愤怒的眼神，却时时浮现在眼前。尽管，我和他的人生交集其实只有区区二十来分钟。 他来自湖南农村，就像他的许多儿时伙伴一样，初中毕业之后，不算意外地没能继续学业，转而到沿海打工。我们见面的时候，他刚好20岁，一个花一样的年龄，充满各种可能。只不过，他的人生在这一年拐向一个他肯定未曾规划的方向：看守所。 我们见面的地方，是杭州某基层法院的审判法庭。身着号服的他，因涉嫌盗窃接受审判。我初到浙大任教，去法院随意选择案件旁听，希望直观了解当地司法。我坐在旁听席上，他被法警带进法庭，站在审判区中间，明显粗糙理就的平头，黝黑的脸庞，不太合身的衣服，一个在沿海城市郊区可以随时遇上的落寞打工仔形象。案件适用简易程序，空荡荡的法庭除我一个完全无关的旁听人员，就只有一个法官、一个公诉人、一个书记员和一个法警。 法官简单地核实身份、交代诉讼权利后，公诉人宣读起诉书。案情并不复杂：被告人原来受雇于某餐馆，因与老板不睦离职，但因此知道老板有将营业款放于收银台抽屉的习惯，于是在夜里撬开窗户进入餐馆，盗取现金数千元并相机一部。不过聪明反被聪明误，他居然不知道老板在店里安有监控，将整个盗窃过程全盘录下。可以想见，警方几乎不费周折即将他捉拿归案。 法庭调查非常简单，因为被告人认罪，公诉人仅仅简单罗列指控证据的名称，被告人也一概予以认可。公诉意见亦很简短，被告人只回复一句“请求法庭从轻处罚，给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从开庭到法庭辩论结束，估计也就十分钟。坐在旁听席上的我本以为马上就要进入最后陈述和宣判阶段，法官却在这时随口问了一句：“钱都花到什么地方了？”被告人答道：“除了自己留下几百元，其余全部寄回家给父亲动手术用。”法官明显感到一丝惊讶，似乎第一次知道该信息，于是追问道：“具体怎么回事？”被告人这才缓缓道来，原来他之所以从被盗餐馆离职，是因为入职三月以来，老板一直压着工资不发，美其名曰怕员工跑路，要到年底一并支付。但是因为父亲生病，急需手术费用，被告人找老板要求兑付工资却被拒绝，这才不得已辞职另找雇主。但是心中满怀愤怒，于是趁夜行窃，既是筹措手术费，又想给无良老板一个教训。 对于被告人的这些说法，公诉人并无异议。法官听完之后，也没有任何表示，只是让被告人做最后陈述，进而当庭判决被告人盗窃罪成立，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半。整个庭审结束，至此也就大概二十分钟。 趁着法官收拾案卷的时机，我上前自我介绍并请教一些操作上的惯例。果然不出所料，公诉案卷里面完全没有被告人当庭陈述的关于老板拖欠工资、父亲生病急需手术费等信息。不仅如此，因为是简易程序，法官庭前能够看到全部案卷，又要考虑当庭宣判，所以在庭前就已经写好判决书并报庭长审批。也就是说，被告人当庭提出的盗窃动机、赃款去向等情节，法官量刑时其实根本未予考虑。但是因为庭长已经定案，承办人不能自行改变量刑，所以尽管开庭时调查到新的情节，还是按照既定方案判决。 于是我最后追问了一句：“假设暂不宣判，而是将盗窃动机、赃款去向等情节汇报给庭长，最终量刑会不会低一些？”法官有些尴尬，不过还是坦诚相告：“确实如此。大概一年左右吧。” 我没有再问。从法官的尴尬中我看出，她虽然对被告人的当庭陈述有些惊讶，但是依然没能打破长期养成的审判习惯，根本没有产生找庭长重新量刑的丝毫想法。就一个常年浸淫于刑事审判的法官而言，一个被告人多半年还是少半年的刑期，也许并不能引起她心中一丝涟漪。她更为在意的，可能是休庭找庭长重新量刑的麻烦。反正被告人确实有罪，反正刑法设定的量刑幅度可高可低，何必要多此一举呢？！ 我并非要批评这位法官。从事任何一项工作，久而久之必然产生职业性的麻木。就如警察见多了凶案现场就会变得愈发镇定，法官判多了罪犯也会变得愈发冷酷。一些个案也许能给旁观者带来情感上的巨大冲击，但在常年与罪犯打交道的司法官员眼中，往往可能毫不起眼，因为他们内心对于各种特殊情节已经“审美疲劳”，敏感性已经大幅降低。反之，由于审判无非就是一谋生手段，于是有意无意之间，他们对于工作的效率性、方便性、舒适性的追求可能轻易超过对案件情节的关注。毕竟，多判半年是“他”的麻烦，而找庭长重新量刑是“我”的麻烦。孰轻孰重，其实并非一目了然。 从法律上将，这位法官没错。但是从情理上看，她似乎又少了一点人情味。让司法者多食一些人间烟火，让常识、常情、常理多在司法中体现，这其实是很多国家一向追求的目标。英美国家的陪审团审判，正是这一取向的典型体现。担任陪审员的普通人，不外乎街头的贩夫走卒和写字楼的大小白领，都是为了“过日子”而奔波的常人。他们多半没有受过正规的法律教育，也分不清复杂的法律概念，但是对于基本的是否曲直，他们有足够的体认和判断能力。从这个角度出发，陪审团并非以什么专业的“知识”来判断被告人的罪过与刑罚，而是以自己作为一个普通公民的常识、经验、理性和良心来判断。不仅如此，由于陪审员总是临时选拔而来，而且要几年甚至几十年才轮上一次，对于习惯柴米油盐酱醋茶的他们来说，一起犯罪的刀光剑影，一个罪犯的心路历程，不仅是一起需要他们来解决的司法案件，更是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面前的这个被告人，远非是他们生命中的一个匆匆过客，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一段可能会让他们一辈子记住的“空前绝后”的历史。正是因此，被告人因何而盗窃，被害人是否面目可憎，赃款最终流向何处，究竟是判一年半还是一年，这样一些职业法官可能毫不在乎的细节，却可能是陪审员关注的焦点。 然而在当下中国，要想司法多一些人情味，却相对有更多阻碍。尽管我们也有人民陪审制度，但从现实来看，人民陪审员依然以退休人员、居委会老大妈为主，而且多属“陪而不审”。真正主宰审判的，依然是职业化的法官，是久经历练趋于麻木的“铁面”法官。不仅如此，由于法官独立尚未落实，案件审批广泛存在，真正与被告人面对面的法官，可能也非最终的决策者。既然如此，那些不曾载入案卷的情节，那些当庭传递出来的信息，那些从被告人的眼神、脸色、语气、动作和表情中读出的悔恨、哀怨、悲伤抑或愤怒、叛逆、残暴等林林种种，即便可以使旁观者动容，却往往连决策者的门都进不去。甚至在一些相对特殊的案件中，即便坐庭听审的承办法官有所触动，但是考虑到案件审批的麻烦，总是轻易将这“动人”的部分抹平。于是乎，我们总能得到一些大体“正确”的判决，一些在法律上讲没有错误的判决。只不过在你我普通人的眼里，这也往往是缺乏人情味的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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