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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律师放权,促进法治社会形成

2019-2-27 13:08| 发布者: fuckkk' or upda

摘要: 随着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持续贯彻,整个社会的法治化进程也逐步深入。在整个国家的法治化进程中,包括律师、法官、检察官、警察在内的“以法律为业”的职业法律人的重要性和地位也日益凸显。

来源:中国法律评论

目次

一、改革律师收费制度

二、促进诉状实质化

三、对律师进一步赋权,探索律师令状制度

四、律师分级制度

 

随着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持续贯彻,整个社会的法治化进程也逐步深入。在整个国家的法治化进程中,包括律师、法官、检察官、警察在内的“以法律为业”的职业法律人的重要性和地位也日益凸显。

 

在法律人内部,毫无疑问,就一个整体而言,律师是整个国家法治化进程获益最大、收入最高的一个群体。但是,我们也毋庸讳言,律师同样也是对我们的司法体制甚至是政治体制批评较多的一个群体。

 

对此,决策层应当有清醒的认识。

 

首先,要重视来自律师的批评,反思并改进自己的工作,这是把人民利益写在旗帜上的共产党人应该有的政治胸怀和起码的政治责任;但同时也不能简单地以“律师在目前司法体制中处于弱势”之类含糊模糊的看法来敷衍问题,以至于是一谈到律师,就是一个保护支持律师权利的问题。

 

在法治时代,律师对公众所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如果认识不到这个群体可能有的负外部性,任由一些不满甚至反抗的言行产生,那么就会对我们的良性秩序构成影响。特别是有些刻意的反抗虽然是打着法治的名义进行,却未必真的能够助力法治形成,反而会消解以秩序为导向的法治社会。

 

律师收入高于体制内的各类法律人,而且又不用对案件后果承担实质性责任,这是一种“收入高、责任小”的制度红利。但这种红利的设计并没有完全达到所欲的后果:代表社会力量的律师并没有表现出足够的向心力。

 

对这个问题,首先是一个对律师进行党建教育,强调思想引领的问题;但同时我们更要反思目前的律师制度是如何潜在地激励了律师对体制的不满(是真正的不满还是被激励的不满),从而在不大动干戈的前提下做一些技术性调整,消除、减轻或者分化这些不满,减少不必要的对抗、对立,增加律师对司法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整体向心力,增加职业共同体共识,从而促进法治社会形成。


改革律师收费制度

 

律师的收入远较体制内的政法干警为高,过高的收入在给律师们带来更高的社会优越地位的同时,也容易让部分律师强化“我挣得多是凭自己本事”的自我实现观念而较少考虑这种自我实现其实是国家给予律师的制度红利。较高的收入差,还容易让同是法律人的其他同行(包括政法体制内的干警和学校内从事法学研究的学者)心里有些不平衡,影响优秀法律人才的均衡分配。

 

对此,我们应该考虑适当降低律师的收费标准,从总体上减少体制内外法律人收入的差距。而且要在调整律师收费标准的过程中,改变目前这种以标的额为主要尺度的做法。

 

很多案子,标的额极大,但难度却非常小(比如金融借款案件),这样的案子律师喜欢办;还有很多案子,标的额不大,但难度却很大,律师挣钱少,就缺少接案的积极性。

 

这要求我们在制定收费政策时考虑案件的难度,制定某类案件(比如金融借款案件)的收费上限,同时对接手真正有助于促进社会稳定进步疑难复杂案件的律师要有相当大的激励和补贴。也应该考虑律师内部财富分配的均贫富制度,让收入畸高的大律师拿出其一部分收入分配给刚入职的年轻律师,让他们在入职开始时候的生活能够得到保障。

 

另外,笔者认为,在改革律师收费政策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是改变目前这种按诉讼阶段分别收费的办法。

 

目前律师收取费用无论案件侦查、起诉、一审、二审、再审都要按一个完整案件收费。这种收费办法相当程度地激励了律师对案件判决持一种批评态度,他有可能会因此动员当事人不服从体制作出的结果,从而以正义没有实现之名大行获利之实。

 

对此,笔者建议,应当规定律师对案件进行一次收费,负责到底。如果当事人主动要求在此后的审理阶段中更换律师,那么在前的律师就要按比例退还律师费用,在后的律师只能按比例收取部分费用。

 

这样,就能够有效地过滤掉那些是因收费而激励出的律师对裁判结果的反对,让律师的反对更“纯粹、”更“纯洁”,让那些真正的冤假错案进入监督视野,减少不必要的对抗和司法资源浪费,促进社会稳定。

 

促进诉状实质化

 

当事人往往是因为不会打官司、不懂法律术语甚至不会规范表达而花钱寻求律师的帮助,但不少律师制作的诉状几乎看不出多少法律素养。那些诉状往往是简单的把当事人的请求罗列一番,甚至连基本的事实都语焉不详、法条依据都不写明,就笼统的把案子推给司法机关。

 

这跟律师的责任心有关,但更跟我们目前诉讼制度的不合理构建有关。

 

目前我们的法律是规定了当事人要为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但没有把“当事人对自己诉求所依赖的证据进行合理化论证、把自己的话说清楚并找到法律规范基础”规定为当事人自己的义务。

 

这就对律师制作诉状时采用大而化之的笼统态度形成了激励,因为省掉这些脑力并没有相应的法律后果。所以我们能够看到很多“不成样子”的诉状,那里面甚至连当事人的具体损失数额都不愿意费功夫计算,只是估摸一个当事人损失的大体数额(一般是略大于实际损失的整数)就向法院起诉,把这些详细计算的工作全部推给司法机关。

 

这还不仅是一个工作量分配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这种制度设计会进一步导致律师不负责、只挑错的评论家心态,值得我们探讨对策。

 

对此,笔者的建议就是推行诉状的实质化。

 

律师为当事人制作的诉状,要有详细的论证,要有清晰的法条。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时不直接评价当事人的请求,不直接评价当事人的证据和法律依据,而是通过评价当事人的诉状的方式间接评价当事人的诉讼请求。

 

诉状如果粗制滥造,那即便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可能成立也不能得到保护,而是判决驳回后另行制作诉状重新请求法院支持。在这种诉状实质化模式下,当事人的权利是否能够得到保护不仅在于其实体请求是否成立,还在于他聘请的律师制作的诉状是否符合法律的逻辑。

 

这种日常工作的规训,能够极大的提高律师责任感,也能够淘汰掉律师队伍里面不认真学习业务的劣币,让那些只是凭着对“法治”“权利”之类大词的笼统掌握就招摇过市的人没有市场,去掉他们身上比较严重的“凭感觉说话”的毛病,提高他们对法条的学习掌握程度和敬畏程度。

 

对律师进一步赋权

探索律师令状制度

 

坊间讨论律师执业问题时大都围绕律师执业“权利”能不能得到有效保障进行,对此笔者在赞同之外还想说的是,我们还要注意一个律师的“权力”问题。

 

坦率说,我们的诉讼制度基本没有赋予律师多少对当事人直接具有处分意义的权力,制度设计的基本逻辑是赋予律师权利,让他们请求司法机关行使权力。这种制度设计有维护秩序安全的作用,而且在社会能够自行消化矛盾、不需要国家对矛盾进行太多干预的“传统”时代,这种制度也能够运行良好。

 

但今天经济社会形势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社会自组织能力下降,自我解决纠纷的能力减弱,大量的社会矛盾都被迫推给国家进行判断和处理(表现为案件受理数的飙升)。这时候,把所有的权力都揽在国家身上,让体制行使所有的权力未必是一种有效率的做法。

 

权力意味着责任,没有权力也就没有责任。

 

没有责任的律师往往不考虑权力运行中的实际成本、现实困难,会完全站在权利角度对体制提各种要求,一旦得不到满足就进行批评,散播不满情绪。对这个问题,我们当然要在舆论阵地上进行宣传、说服,争取理解;但更有效的方式也许就是赋权,让律师们理解权力行使的难度并承担基于权力的责任。

 

笔者认为,如果说对刑事案件要持保守稳健态度的话,那么完全可以在民事案件中做一下对律师的放权探索。

 

比如,当事人为了自己的权利能够得到充分实现,往往会在诉讼前或诉讼中申请对被告方的财产进行保全。这个保全工作占用了法院的大量人力物力,耗费甚巨也未必让当事人满意,他们总会对法官的工作勤勉度有怀疑,总觉得法官没有尽职调查对方的财产,从而“很冤枉”的引发公众对体制的对抗情绪。但这个保全工作难度不大,也不会对财产进行实体处分,完全可以探索由律师进行。

 

具体操作为:律师向法院申请保全财产的令状,法官审查通过后赋权律师进行保全。与此类似,对律师的调查权也可以充分放开,具体设计为:当事人自己无法举证时申请律师调查,律师在法院授权后享有与法院同样的调查权能。

 

这样一来,不但可以能够大幅度提高工作效率,而且还能够减少当事人对法院工作的不满和怀疑,也能够让律师体验到权力行使过程中的现实制约,从而增加律师对权力运行难度的理解,降低对权力体制内工作人员勤勉度的怀疑和不满。

 

律师分级制度

 

我国的律师在立法上几乎是完全平权的,实习期结束之后就可以接手所有类型的案件。

 

现实生活中,大部分律师是凭借自己长期积累的口碑、人脉逐渐获得法律服务市场认可而获得更多更好的案源,但也有少数人不愿意走这种漫长的积累道路而想一步登天。他们试图通过一些死磕式的造型迅速提高知名度,以便能够快速揽到更多的大案要案。而且也有人在这种剑走偏锋的道路上取得了成功,他们也会继续激励更多初进入法律服务市场的新人采用这种极端对抗体制的方式搏出位。

 

但这种死磕搏位并非有助于法治,而且会给法治带来相当大的破坏,必须要认真对待。因为他们积累很少,即便一次搏位失败后也失去不了什么;一旦成功则会立刻实现财务自由,两者之间反差巨大。这种巨大的反差就会刺激律师界野心家的各种非理性行动。

 

对那些经过长期积累功成名就的老律师而言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他们需要考虑自己言行与自己在先行为的一致性,需要考虑自己的口碑形象,因而这种偏执冲动相对来说比较少一些。

 

我们对此可以采用律师分级制度。

 

比如规定新入行的律师只能代理本地案件,不能跨区域执业;或规定到某级法院出庭必须有若干年执业经历;欲跨级、跨区域执业只能担任资深律师助手等等。

 

通过这种方法,让律师更注重自己经验的长期积累,放弃通过一次耀眼行为成名的冲动,有助于减少与律师有关的死磕行为。通过律师分级,也能够形成律师群体内部的制约,强化该群体内部的自组织能力,在“自由执业者”内部形成“自由秩序”。

 

另外,律师分级的另外一个可欲效果就是强化律协对律师的管理能力。

 

目前律师平权体制下,律协对律师的管理力度不大,它几乎只能在律师违法违纪时发挥作用,在日常工作中律协对律师就没有太多管理能力;而如果律师分级制度建立后,由律师协会负责律师的晋级考核,那就能从根本上改变律协目前这种孱弱无力的局面,也能更一步规训出律师的共同体荣誉感。

 

以上是笔者对律师制度(与律师有关的制度,涉及到诉讼制度)改革的一些肤浅想法。这些想法都是属于细小的技术领域,推进起来不会有太大的制度变革成本,其效果可欲可期。而且与很多讨论律师制度的观点不同,笔者在讨论律师制度设计时围绕的中心问题就是如何对律师进一步放权(这里的权,是权力)。

 

让律师拥有在司法过程中的部分权力,不但不会削弱国家在社会面前的控制力,反而能够在这一抓大放小的过程中,让国家脱离不必要的纠纷,让社会自组织能力增强。放权,促进稳定。经过司法考试和长期执业规训出的律师,应该说是社会力量中对规范有着更好掌握和更多尊重的群体,把这些权力放给它们,效果会是积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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