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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总则》第九章“诉讼时效”规定评析

2018-8-5 21:58| 发布者: fuckkk' or upda

摘要: 《民法总则》“诉讼时效”一章,在继受既有法律规范的基础上有诸多改进和完善,主要体现在延长普通诉讼时效期间,删除短期诉讼时效,完善普通诉讼时效起算规则,改进最长诉讼时效制度,明确分期履行债务的起算点,矫 ...

 

内容摘要

 

《民法总则》“诉讼时效”一章,在继受既有法律规范的基础上有诸多改进和完善,主要体现在延长普通诉讼时效期间,删除短期诉讼时效,完善普通诉讼时效起算规则,改进最长诉讼时效制度,明确分期履行债务的起算点,矫正诉讼时效届满的法律效力,增设法官不得主动释明诉讼时效的规则,修改诉讼时效中止的规则,丰富了诉讼时效中断的事由,明确诉讼时效的强制性等方面。关于对法定代理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和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计算、物的返还请求权的诉讼时效适用规则等规定,有所创新和发展。但关于除斥期间不适用诉讼时效中止的规定有失妥当;在夫妻之间的请求权诉讼时效计算、诉讼时效因请求而中断的限定条件、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请求权的类型列举、持续性侵权行为的诉讼时效起算、连带关系人之间的诉讼时效中断规则、无效合同的诉讼时效规则适用等方面,则仍存在缺漏或不足,应在后续的民法典编纂过程中加以弥补。


目 次

 

一、《民法总则》对诉讼时效制度的改进与完善

二、《民法总则》对诉讼时效制度的创新与发展

三、《民法总则》关于诉讼时效规定的遗憾与不足

     

我国1986年颁布的《民法通则》第七章用了7个条文对诉讼时效制度作了较为完整的规定。经过三十余年的实践检验,证明《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的基本规定是可行的,但也存在诸多失误和疏漏。2017年3月15日颁布、10月1日起施行的《民法总则》于第九章用了12个条文(含第199条关于除斥期间的规定)规定了诉讼时效制度,在《民法通则》及有关司法解释既有规定的基础上有诸多改进、完善,并有所突破与创新,但仍存在一些遗憾与不足。本文拟对该章内容作一梳理和评析,冀有助于诉讼时效规定的理解、适用并期待在后续的民法典编纂中对其疏漏与不足有所弥补。


一、《民法总则》对诉讼时效制度的改进与完善

 

(一)适当地延长了普通诉讼时效期间

《民法总则》第188条第1款修改了《民法通则》第135条的规定,将最常适用的普通诉讼时效期间由二年修改为三年;同时,并保留了“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以保持与《海商法》《保险法》《民用航空法》等民商事单行法的规定在适用上的协调。

《民法通则》制定时,学界和立法机关普遍认为,从督促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的作用发挥和我国当时的交通、通讯状况及法院的设置情况等方面看,将普通诉讼时效期间定为二年是妥当的。[1]但从实施三十年来的效果上看,大量的债权因种种原因超过了该期间而不能得到保护,导致诉讼时效的功能从个别情况下权利义务关系的“矫正器”划向了适用性颇为普遍的债务人的“脱责机”。以致于最高人民法院不得不以司法解释、批复等方式不遗余力地为债权人(尤其是银行)找寻其请求权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理由。[2]近年来,学界对二年的普通诉讼时效期间的规定多有诟病。在《民法总则》的制定中,学界、实务界和立法机关普遍认为,我国几千年文化熏陶形成的熟人社会导致群众在遇到纠纷时,往往采取避诉的做法。此外,当今社会交往和经济交易形式多样,权利义务结构较为复杂。因此,二年的诉讼时效期间太过于短暂,不利于当事人权利的保护,应当予以适当延长。[3]但至于延长多久为宜,有三年、四年、五年等多种建议。[4]从域外修法的经验来看,《德国民法典》和《欧洲示范民法典草案》等均将消灭时效期间改为三年。[5]基于以上理由并斟酌延长时效期间各种建议之利弊,立法机关最后决定采用三年的立法建议。[6]这一修改,既适当延长了普通诉讼时效期间,又兼顾了与原有的立法传统的衔接和民事主体多年对诉讼时效制度的认知,既积极又稳妥,应属允当。[7]

(二)删除了短期诉讼时效的不合理规定

《民法通则》第136条中所规定的四种请求权,并无特殊之处,更无专门为其设置短期诉讼时效期间的必要与理由。[8]故此,《民法总则》中未再对此作出规定。这并非立法者的忽视,而是意在删除这些短期诉讼时效期间的规定。在《民法总则》施行后,《民法通则》第136关于短期时效的规定将不再适用。

(三)完善了普通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规则

《民法通则》第137条中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在受害人虽知道权利受到侵害,但不知侵害人为谁的情况下,其请求权仍无法行使,于此情况下如果开始计算时效期间,甚不合理。故此,《民法总则》第188条第2款将其修改为“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将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和义务人为谁作为时效期间起算的并列条件,这一修改,契合了自德国民法典以来消灭时效期间“从请求权得行使时起计算”通行立法模式,也符合我国地域大、人口多、侵权情况复杂的特殊国情,值得肯定。

此外,在用词方面,《民法总则》该条规定中将“侵害”改称“损害”,使用“义务人”的概念而非“侵权人”的称谓,拓展了诉讼时效制度适用的范围,表述上也更为周延。

(四)改进了最长权利保护期的规定

《民法通则》第137条后句中关于二十年最长权利保护期(也称为最长诉讼时效期间)的规定,对权利人不能及时发现权利被损害和义务人或者因特殊原因不能及时行使请求权的情况予以必要的宽待,具有重要的意义。故此,《民法总则》第188条第2款后句中保留了最长权利保护期的规定,但在表述上有所变化:其一,将原来的“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修改为“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以与诉讼时效的适用范围和期间起算规则保持一致;其二,为与“法院不得主动援用诉讼时效”的规则相协调,将原来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修改为“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这一修改,在表述上更为准确、周延。

(五)确定了同一债务分期履行情况下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规则

《民法通则》中并未对债务分期履行情形下的诉讼时效的起算点问题作出规定,导致对此问题的处理出现了极大混乱。地方法院在裁判相关案件时,标准不一;而在最高人民法院内部,也曾有不同的主张。[9]在理论界,学者对于债务分期履行时的诉讼时效起算规则的方案选择大相径庭:有学者认为各期价款的履行期间届满应当是诉讼时效起算之日;[10]也有学者坚持认为应当从每一期给付到期时起算。[11]为了统一裁判规则,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08〕11号,以下简称《诉讼时效制度规定》)第5条规定了同一债务分期履行的诉讼时效起算规则,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12]考虑到该规范的积极意义,《民法总则》对此予以吸收,于第189条规定:“当事人约定同一债务分期履行的,诉讼时效期间从最后一期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

在本条规定的理解适用上,须特别注意“同一债务”的涵义把握,应将具有整体性和唯一性、分批分次履行的“分期履行债务”与当事人约定在履行过程中重复出现、按照固定的周期给付的“定期履行债务”区分开来。前者适用本条规定,而后者因属于多个债务且各个债务都是独立的,故每一个债务的诉讼时效期间应当自每一期履行期间届满之日起分别计算。[13]

(六)修改了诉讼时效届满后的法律效力

《民法总则》第192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届满的,义务人可以提出不履行义务的抗辩。”“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义务人同意履行的,不得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抗辩;义务人已自愿履行的,不得请求返还。”本条规定对《民法通则》相关规定的修改与完善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其一,本条第1款中将诉讼时效完成的后果,由“胜诉权消灭说”改为“抗辩权发生”说。其二,第2款中对债务人放弃时效利益的法律后果在表述上作了修改,更为准确、周延。这一规定,也与法官不得主动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等条款在立法精神上保持了一致。

关于义务人提出时效抗辩的时间问题,法律上未作明文规定,对此问题,《诉讼时效制度规定》第4条规定:“当事人在一审期间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在二审期间提出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其基于新的证据能够证明对方当事人的请求权已过诉讼时效期间的情形除外。”此一司法解释,与现行立法的规定精神一致,应当继续适用。

(七)增设了法院不得主动援用诉讼时效规定的规则

关于法院得否主动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问题,在《民法通则》中并未明确,但依诉讼时效届满后“胜诉权消灭说”的立法旨趣及最高人民法院曾在1992年发布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法发〔92〕22号[14])第153条的规定[15],诉讼时效期间是否已经届满是法院应当查明的事项和应当主动适用的规定。在《诉讼时效制度规定》中,对诉讼时效届满的后果改采域外立法例通行的“抗辩权发生说”,并相应地在第3条中规定:“当事人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人民法院不应对诉讼时效问题进行释明及主动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进行裁判。”借鉴域外立法例并吸收《诉讼时效制度规定》中的作法,《民法总则》于第193条中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不得主动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依此规定并结合第192条和《诉讼时效制度规定》第3条的规定,也意味着法院在诉讼中不得对诉讼时效问题予以释明。[16]

(八)修改、完善了诉讼时效中止的规定

《民法总则》第194条规定:“在诉讼时效期间的最后六个月内,因下列障碍,不能行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中止:(一)不可抗力;(二)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没有法定代理人,或者法定代理人死亡、丧失民事行为能力、丧失代理权;(三)继承开始后未确定继承人或者遗产管理人;(四)权利人被义务人或者其他人控制;(五)其他导致权利人不能行使请求权的障碍。”“自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满六个月,诉讼时效期间届满。”本条规定,系在《民法通则》第139条规定的基础上,吸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法办发[1988]6号,以下简称《民通意见》)第172条、《诉讼时效制度规定》第20条的规定而形成。该条规定对诉讼时效中止制度的修改、完善了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其一,扩张并细化了诉讼时效中止的具体事由;[17]其二,矫正了中止事由结束后的处理规则。《民法通则》规定在诉讼时效中止原因消除后,时效期间继续计算。如果剩余的时效期间过短,则权利人行使权利的时间会很仓促,于权利人维护非常不利。有鉴于此,立法机关经对比不同立法模式后,选择了自中止原因消除之日起满六个月诉讼时效期间届满的方案。这一修改,既能给权利人行使权利留下必要的准备时间,又不会造成诉讼时效期间的过度拖延,颇值肯定。

(九)丰富了诉讼时效中断的事由

《民法总则》第195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一)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二)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三)权利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四)与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具有同等效力的其他情形。”本条规定,系在《民法通则》第140条的基础上,吸收《民通意见》第173、174条的规定并经修改、完善而形成,该条规定扩张、丰富了诉讼时效中断的事由,在表述上也更为周延、准确。

在理解和适用中应当注意的问题是,“权利人提出履行请求”究竟是采用发出主义还是到达主义,在实践中一直有争议,《诉讼时效制度规定》第10条中原则上采用到达主义的规定精神。[18]虽然《民法总则》的本条规定中并未明确这一点,但应当认为《诉讼时效制度规定》第10条的规定仍可继续适用。还应指出的是,《民法总则》第195条规定中未对提出履行请求而导致时效中断限定必要的条件,故本条规定的修改未尽彻底,仍有改进的空间。

(十)明确了诉讼时效规定的强制性

各国立法上关于消灭时效或诉讼时效的规定是否为强制性规范的问题,有不同的态度,大致包括强制性规范模式、任意性规范模式和折中模式三种不同的立法例。诸种模式各有其考量因素,也各有利弊。我国《民法通则》中的相关规定,系采强制性规范模式;《诉讼时效制度规定》第2条进一步明确:“当事人违反法律规定,约定延长或者缩短诉讼时效期间、预先放弃诉讼时效利益的,人民法院不予认可。”学界关于诉讼时效是否应为强制性规范、立法上可否有条件地认可当事人关于诉讼时效问题的约定等,有不同的意见。[19]在既有规定的基础上,《民法总则》仍然坚持了诉讼时效为强制性规范的态度,于第197条规定:“诉讼时效的期间、计算方法以及中止、中断的事由由法律规定,当事人约定无效。”“当事人对诉讼时效利益的预先放弃无效。”我们认为,关于诉讼时效是否为强制性规范,纯属立法选择问题,我国立法上选择强制性规范的模式,并无不妥。

 

二、《民法总则》对诉讼时效制度的创新与发展

 

(一)创制了对法定代理人的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计算规则

关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权益受到法定代理人(监护人)的损害时,其对该法定代理人的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如何计算的问题,立法例上有不同的规定,大致分为三种模式:第一,时效停止模式,《法国民法典》是该种模式的代表。[20]此种模式下,意味着自监护关系终止时,时效才开始计算。第二,时效不完成模式,《日本民法典》和我国台湾地区“民法”是该种模式的代表。[21]在此立法模式下,权益受到损害的被监护人日后剩余的消灭时效期间较短(通常仅为六个月或一年)。第三,诉讼中止模式,这种模式的代表立法例是《德国民法典》第207条。[22]

我国《民法通则》及相关司法解释中,对此均未作明文,相关问题的解决是适用第137条最长权利保护期的规定抑或适用第139条时效中止的规定,不无疑议。[23]鉴于法定代理人损害被代理人利益的情况及由此引发的诉讼时有发生,[24]相关问题应引起立法的关注。鉴于我国立法上未设有“时效不完成”制度,故此,《民法总则》于第190条从既有的起算规则制度着眼,增设对此问题的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对其法定代理人的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自该法定代理终止之日起计算。”如此规定的考虑是,被代理人在行为能力欠缺时,对法定代理人的依赖性非常高,而且中国的家庭观念也制约着被代理人在法定代理人持续履责时以起诉方式来保护自己的权益,因而法律应当尊重现实,将法定代理人关系终止之日确定为被代理人对法定代理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诉讼期间起算时点。[25]

依此规定并结合第188条的规定,在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权益受到法定代理人的损害的情形下,其对该法定代理人的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为法定代理终止之日起三年。这一规定,理论上依据充分,且与其他相关规定保持了规则协调,对被监护人的利益保护也颇为有利。

(二)对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作出专门规定

关于未成年遭受性侵害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问题,在域外立法例上尚未见到专门规定。鉴于此问题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有学者建议在我国民法总则中增设未成年人受到性侵害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起算的特别规则,以体现对未成年人的性权利保护的特殊关切。[26]立法机关接受了这一建议并在《民法总则》中设专条(第191条)创新性地规定:“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自受害人年满十八周岁之日起计算。”

依此规定并结合第188、190条的规定,虽然在未成年人遭受法定代理人的性侵害的情形下,其对该法定代理人的损害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与第190条规定的情形相同,均为年满十八周岁之日(法定代理终止之日)起三年,但如果性侵害来自他人,纵使未成年人的法定代理人知道或应当知道,但出于种种考虑或顾虑而隐忍不报或“私了”的情况下,亦不影响受害人本人在年满十八周岁之日起的三年内自行主张权利。故此,本条规定仍有其独特的适用价值。

(三)对物的返还请求权的诉讼时效适用作出了独创性规定

关于物的返还请求权是否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问题,学说及立法例上有肯定说、否定说与折中说等不同的主张。[27]我国立法上对此问题长期未有规定,有关司法解释中也因此问题争议较大而采取了回避的态度。[28]在国内学界的著述中,多数学者似主张采用折中说,全国人大2017年7月发布的《民法总则(草案)》(征求意见稿)第175条第(二)项关于“登记的物权人请求返还财产”的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亦采用了折中说。笔者曾在对该征求意见稿的反馈意见中提出:尽管折中说似为多数立法例和我国多数学者所主张,但仍有结合我国情况加以变通、改进的必要。在登记制度完善的国家和地区,几乎不存在未登记的不动产物权,而在我国目前,却存在大量未登记的不动产物权(如农村的宅基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城市及郊区大量存在的“小产权房”等),这是我国国情的特殊之处,也是立法者不得不考虑的现实情况。在我国,这些未登记或尚未完成登记的不动产的返还请求权如受到诉讼时效的限制(如因借用或租赁期满乃至他人抢占而权利人未在诉讼时效期间主张权利),将严重悖离民众的法感情和不动产管理的法律秩序。船舶、机动车、航空器等特殊动产,也有相应的登记制度。如果已登记的权利人请求返还此类特殊动产财产的权利受到诉讼时效的限制,仍有可能导致法律物权与事实物权的脱节,后果难以为广大民众所接受,也会给特殊动产的管理机关增添诸多麻烦。故此,笔者建议将其修改为“不动产以及登记的动产物权人请求返还财产”的,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亦即:无论登记与否,不动产物权权利人请求返还财产的权利,均不宜适用诉讼时效;已登记的特殊动产权利人请求返还财产的请求权,亦不应受诉讼时效的限制;惟普通动产的返还请求权,可以有诉讼时效的适用(在物权编中,还有必要设立动产的取得时效以与之配套)。这种方案设计更符合我国的现实情况,不仅有利于相关纠纷的妥善解决,且符合普通民众的法感情,在法理上也无大的障碍。在各界的呼吁下,最终通过的《民法总则》第196条根据中国国情和实际需要创新性地规定了不动产物权和登记的动产物权的权利人返还财产的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


三、《民法总则》关于诉讼时效规定的遗憾与不足


(一)未明确婚姻关系存续为夫妻之间请求权诉讼时效完成的障碍

《民法总则》第190条仅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对其法定代理人的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自该法定代理终止之日起计算,而对与之相类似的夫妻之间的请求权诉讼时效计算问题却未作出规定。在实践中不乏婚内暴力造成伤害但未导致婚姻关系彻底破裂、受害人为维系夫妻关系不便主张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情况;与婚姻关系存续相关的债权请求权也存在时效如何计算的问题。[29]此类情况,如果归入第194条第五项“其他导致权利人不能行使请求权的障碍”,可能存在法律适用的龃龉。[30]

笔者认为,导致诉讼时效中止的事由原则上应属于不能行使请求权的客观障碍,而将婚姻关系存续作为导致权利人不能行使请求权的客观障碍来解释,颇为牵强;而且,不区分婚前发生的债务与婚内发生的债务,一概依时效中止的规定来处理,在婚姻关系解除后仅为权利人留下六个月的诉讼时效期间,对权利人的利益保护也显有不周。借鉴域外立法例和我国学界的主张,[31]笔者建议对此问题设专条规定:“夫妻相互之间的请求权,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诉讼时效不开始进行或者停止进行。”亦即:夫妻之间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相互发生的债务,诉讼时效不进行,自婚姻关系解除之日起开始计算;男女双方在婚前发生的债务,其诉讼时效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停止进行,在婚姻关系解除后继续计算。鉴于《民法总则》已经颁行,故此,对上述问题的解决,立法上的最佳选择是在《婚姻家庭编》中作出规定;[32]次优选择是在最后汇编民法典时,将有关规定增补进总则编中。而通过司法解释对此问题进行规定,乃是最后的无奈之选。

(二)诉讼时效因权利人提出请求而中断缺少限定条件

前述《民法总则》第195条第一项所规定的因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而引起诉讼时效中断,而未加后续条件限定,有所不妥。实践中时常发生权利人不断提出请求而义务人却不予理睬甚至明确予以拒绝,而诉讼时效期间却可以不断向后延长的情况。[33]域外立法例通常要求权利人须于提出请求或告知诉讼后6个月内提起诉讼或申请仲裁,方可引起时效中断,我国学界也大都赞同这种立法限定。[34]目前《民法总则》中仅规定诉讼时效因提出履行请求而中断并重新计算,不足以督促权利人及时、有效地行使权利,故建议本条增加一款规定:权利人提出履行请求后,在六个月内未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诉讼时效视为未中断。

(三)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请求权类型还有存疑和改进的空间

第196条虽然对不适用诉讼时效的情形作了具有创新性的规定,但仍有存疑或值得改进之处:

其一,第196条第三项的规定有失周延,且与第189条规定的精神存在龃龉。有学者指出,抚养费、扶养费、赡养费的请求权本身不适用诉讼时效,但是具体的费用的请求权仍然应该适用诉讼时效。[35]而且,依据第189条规定的精神,[36]支付抚养费、扶养费、赡养费的义务并不属于“分期履行债务”,而应归类于“定期履行债务”,其诉讼时效期间应当自每一期履行期间届满之日起分别计算。[37]故此,本项规定的妥当性值得再做推敲。

其二,对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请求权类型列举应再做扩充。《民法总则》第196条仅列举了三项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请求权(且第三项是否妥当还可讨论),存在明显疏漏。应在总结既有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规定的基础上,增加几种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请求权的典型类型。诸如,可借鉴《诉讼时效制度规定》第1条的规定,明确支付存款本金及利息请求权、兑付国债、金融债券及向不特定对象发行企业债券本息请求权和基于投资关系产生的缴付出资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此外,涉及人身权的保护的“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请求权和涉及社会公共利益保护的请求权,亦不应受诉讼时效限制。[38]

其三,第196条第(四)项兜底条款遗漏了“依性质不适用诉讼时效的其他请求权”。[39]应予增补并与既有的规定合并表述为“依据法律规定或者权利性质不适用诉讼时效的其他请求权”。以便赋予法院必要的自由裁量权,也给最高人民法院日后的司法解释留下空间。

(四)未明确持续性侵权行为的诉讼时效起算点和赔偿数额的限制

无论是《民法通则》还是新颁行的《民法总则》,均未对持续性侵权行为的诉讼时效问题作出规定。目前唯有关于知识产权纠纷案件的司法解释中对此问题有所规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法释[2015]4号;2001年发布、2013年第一次修正,2015年第二次修正)第23条、《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2〕31号)第28条、《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2〕32号)第18条的规定,侵犯上述知识产权的诉讼时效为二年,自权利人或者利害关系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侵权行为之日起计算。权利人超过二年起诉的,如果侵权行为在起诉时仍在继续,在该权利保护期内,人民法院应当判决被告停止侵权行为,侵权损害赔偿数额应当自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起诉之日起向前推算二年计算。上述规定,既符合“持续性侵权行为的诉讼时效从侵权行为终止时起算”民法原理,又务实、妥善地解决了索赔额的限制,防止了权利人消极懈怠却可一并坐收侵权损害赔偿之利的结果出现,颇值推崇。根据《民法总则》的相关规定,除将上述规定中诉讼时效的起算条件和期间加以修改外,其他部分仍可适用。与此类同,在不动产相邻关系中的持续侵权行为、持续侵犯人格权的行为等,也有权利人的请求权诉讼时效如何起算、赔偿数额如何计算的问题,建议未来立法上结合学理通说和立法惯例并借鉴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对持续性侵权行为的诉讼时效和赔偿数额问题作出统一规定。[40]

(五)回避了连带权利义务关系中诉讼时效中断规则的适用

连带权利人、义务人之间的诉讼时效适用,是理论与实践中争议较大的问题,争议焦点集中在连带权利、义务关系中的诉讼时效中断是否具有涉他性,即发生于连带权利人、义务人一人身上的诉讼时效中断的后果,是否及于其他连带权利人和义务人。[41]国外立法上对连带关系中诉讼时效的涉他性问题,有三种立法例:《法国民法典》是赞同涉他性的代表,该法第2249条规定:“依前数条规定送达传票于连带债务人中之一人,或获得其承认者,对于其他连带债务人,包括他们的继承人,亦发生中断时效的效力。”《德国民法典》是反对涉他性的代表,该法第425条规定:“(1)除债的关系另有其他约定外,第422条至第424条所列举的事实之外的事由,其利益或不利益仅对其特定的连带债务人本人有效。(2)上述规定特别适用于对连带债务人中一人的告知、迟延、过失、本人的给付不能、时效、时效的中断或者中止、债权与债务的混同以及确定判决等。”《日本民法典》和《意大利民法典》是折中主义的代表,[42]两国法律上只承认对连带债务人中的一人主张权利或者起诉,对其他债务人同样产生效力,而未规定除主张权利、起诉之外的涉他情形。

我国的《民法通则》及其他相关法律中未规定连带关系中的诉讼时效适用问题,司法解释中对此问题有两处规定:其一,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0〕44号,以下简称《担保法解释》)第36条对保证担保中的时效适用问题所作的专门规定:“一般保证中,主债务诉讼时效中断,保证债务诉讼时效中断;连带责任保证中,主债务诉讼时效中断,保证债务诉讼时效不中断。”“一般保证和连带责任保证中,主债务诉讼时效中止的,保证债务的诉讼时效同时中止。”其二,是《诉讼时效制度规定》第17条对连带关系所作的一般规定:“对于连带债权人中的一人发生诉讼时效中断效力的事由,应当认定对其他连带债权人也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对于连带债务人中的一人发生诉讼时效中断效力的事由,应当认定对其他连带债务人也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在我国民法典编纂中,也有学者主张对一人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及于具有连带关系的其他人。[43]《民法总则(草案)》一审稿的第174条、二审稿的第189条和三审稿的第199条也曾规定:“对连带权利人或者连带义务人中的一人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中断的效力及于全部连带权利人或者连带义务人。”但因存在较大争议,需要再做斟酌,故此,最终通过的《民法总则》中删除了此项规定。[44]

笔者认为,《担保法解释》第36条中的规定并不具有普遍适用性。原因在于:首先,保证担保中存在主债与从债两个债务,而通常所称的连带债务为同一债务;其次,连带保证中保证人与债务人之关系,因存在保证人向债务人的全额追偿权,因此属于“不真正连带”关系,其与典型的连带债务的规则适用存在差异。《担保法解释》第36条的规定,符合担保法的原理,且为就保证担保的特殊规定,因此,无论将来基本法上对连带关系的诉讼时效问题如何规定,该项规定均可继续适用。而《诉讼时效制度规定》第17条对连带关系所涉诉讼时效问题所作的规定,乃属原本应由基本法加以规范的一般规定,对此问题如何处理,应以基本法的规定为解释的原点。而在《民法总则》并未对连带关系中时效中断规则作出规定的情况下,上述司法解释中的相关规定能否继续适用,颇有疑问。

发生诉讼时效中断效力的事由是否应具有涉他性(或有限的涉他性)的问题,值得专门加以讨论。囿于篇幅和主题,本文对此不作展开,仅提出一个基本想法。笔者认为,实体法上的连带权利义务关系问题,与程序法上的共同诉讼规则密切相关。而从诉讼法原理和立法例上看,共同诉讼分为“固有的共同诉讼”和“类似的共同诉讼”两种类型,其规则适用亦有差异。[45]但我国现行的民事实体法和程序法中均未对此两种不同的共同诉讼作出区分,而采用了统一的规则。这是导致问题发生的根源所在。关于权利人对连带义务人或责任人的请求权行使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曾在《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3]20号,以下简称为《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5条第1款中规定:“赔偿权利人起诉部分共同侵权人的,人民法院应当追加其他共同侵权人作为共同被告。赔偿权利人在诉讼中放弃对部分共同侵权人的诉讼请求的,其他共同侵权人对被放弃诉讼请求的被告应当承担的赔偿份额不承担连带责任。”依此规定的精神,受害人追究共同侵权人侵权责任的纠纷案件均为必要共同诉讼。2009年颁布的《侵权责任法》中改变了司法解释中的上述规则,于第13条规定:“法律规定承担连带责任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部分或者全部连带责任人承担责任。”《民法总则》中再次确认了这一规则,于第178条第1款规定:“二人以上依法承担连带责任的,权利人有权请求部分或者全部连带责任人承担责任。”该条第3款同时明确:“连带责任,由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依此立法规定,权利人请求连带债务人或责任人承担责任的诉讼则均非必要共同诉讼。而这一规定,在精神上暗合了否定诉讼时效中断事由具有涉他性的主张。

笔者认为,关于时效中断事由是否具有涉他效力的域外三种立法例上及我国现行法上的规定,均非处理此一问题妥当的方案。处理此一问题,必须考虑到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制度衔接与规则协调。在我国未来《民事诉讼法》的修改或通过司法解释加以完善时,应当对“固有的共同诉讼”和“类似的共同诉讼”作出区分;而在实体法上,应与程序法上的保持规则一致,亦即:在适用固有的共同诉讼规则(基于婚姻关系、家庭关系、合伙关系及共同共有关系等而发生的诉讼)的连带关系中,适用诉讼时效中断事由涉他性规则,而在类似的共同诉讼(普通连带关系)中,则宜否定时效中断的涉他性(当事人另有明确的相反约定的除外)。

在我国民法典编纂中,不应回避连带关系中诉讼时效适用的规则。至于选取何种方案,还有斟酌的余地,本文提出的意见应可作为备选方案之一。在《民法总则》已经颁行的情况下,对此问题作出规定的最佳方案似应是在合同编多数人之债部分对此问题予以明确。

(六)缺乏无效合同所涉诉讼时效问题的规定

合同被确认无效情况下返还财产、赔偿损失请求权的诉讼时效适用问题,在理论与在实践中颇具争议。最高人民法院2008年发布的《诉讼时效制度规定》(征求意见稿)第10条曾欲对此问题予以规定,并列出三种解决方案,[46]由于争议较大、难以定夺,在正式条文中删除了此条规定。2010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又发布《关于无效合同所涉诉讼时效问题的规定》(征求意见稿),[47]同样因存在诸多争议而一直未出台。鉴于合同无效所涉诉讼时效的问题在实践中经常遇到,而目前处理相关问题的规定阙如,有些地方法院率先对此出台指导意见,以应案件处理之急需。[48]在具体案件裁决过程中,各地法院的意见也并不一致,有法院认为确认合同合同无效之诉当然适用诉讼时效。[49]即使赞同合同无效不应当适用诉讼时效制度的法院,其分析理由也有差异。有法院认为合同无效在性质上属于形成权,而诉讼时效只适用于请求权,因而合同无效不能适用诉讼时效制度;[50]而在类似案件中也有法院认为“合同无效系自始无效,当事人请求确认合同无效的,不应受诉讼时效期间的限制。” [51]最高院认为,无论是从确认合同无效请求权的形成权性质,还是无效合同的立法宗旨,抑或是诉讼时效的立法目的,都不应当认定确认合同无效的请求权可以适用诉讼时效。[52]但对于确认合同无效后的返还请求权是否适用诉讼时效的问题,仍未形成共识。

鉴于无效合同所涉诉讼时效问题的纠纷案件频发,并非个案现象。故此,立法机关应当进行深入研究,并提出具体解决方案,不能因为争议大而久拖不决。建议未来的民法典合同编在相关部分中对合同无效所涉诉讼时效问题的规则作出规定。

(七)除斥期间应当可以适用诉讼时效中止的规定

《民法总则》第199条规定除斥期间“不适用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和延长的规定。”该规范内容似乎符合学界的多数人主张。但由于撤销权的期间通常较短,在因发生不可抗力事件等非因权利人原因而不能行使撤销权、解除权等权利的情形时,除斥期间如仍不得中止,待不可抗力因素消失后,会发生因除斥期间届满而导致权利消灭的后果。这一结果有违除斥期间的立法目的,有失公平,也不符合民众的朴素法感情。有鉴于此,笔者认为除斥期间虽不存在中断和延长的问题,但应可适用中止的规定。[53]

此外,第199条的规定在表述上也有存疑之处:其一,“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究竟是指“起算点”,还是指“不适用诉讼时效中止、中断和延长的规定”,抑或两者均可除外,不甚明了。且自现行法律规定看,尚无此种除外规定。故此,建议删除此处的除外规定。其二,由于第199条关于除斥期间的规定是包含在第九章“诉讼时效”的规定之中,而该章中第193条明确“人民法院不得主动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那么,人民法院应否主动审查并适用撤销权、解除权等权利存续期间的规定呢?对此,法律并无明文。根据形成权和除斥期间的性质,学界普遍认为人民法院应依职权主动审查并适用除斥期间的规定。[54]笔者认为立法上采纳这一主张并对此问题作出明确规定。

 

[1] 参见李由义主编:《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61页;马原主编:《中国民法教程》(修订本),人民法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187页。

[2]尤其是其中“关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借款人在催款通知单上签字或者盖章的法律效力问题的批复”(法释〔1999〕7号)、“关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后债务人向债权人发出确认债务的询证函的行为是否构成新的债务的请示的答复”([2003]民二他字第59号),毫无道理,殊属荒唐!

[3] 参见石宏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条文说明、立法理由及相关规定》,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446页。

[4]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法典立法研究课题组:《民法总则(建议稿)》第230条;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民法总则立法研究课题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草案)>建议稿》第256条;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民法研究所“中国民法典研究小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专家建议稿)》第174条。

[5]参见[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95页;

[6]参见石宏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条文说明、立法理由及相关规定》,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446页。

[7]关于新旧法律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在适用上的衔接问题,依界和实务界普遍赞同“从旧兼从长”的处理原则,即:在2017年9月30日《民法总则》施行前,两年的诉讼时效已经届满的,不再保护;在此期限内尚未届满的,则适用《民法总则》三年诉讼时效期间的规定。参见谭启平、应建均:《民法总则与民法通则诉讼时效期间的过渡与衔接》,载《人民法院报》2017年11月1日;北京市高院民一庭:《北京高院民一庭关于<民法总则>施行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的参考意见》,载http://www.sohu.com/a/2

13128416_100015913,2017年12月30日访问。

[8]参见李开国:《民法总则研究》,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431页;朱岩:《消灭时效制度中的基本问题》,载《中外法学》2005年第2期。

[9]最高人民法院对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个案请示作出的法经(2002)244号《关于借款合同约定分期偿还应如何计算诉讼时效期间的答复》中指出:在借款、买卖合同中,当事人约定分期履行合同债务的,诉讼时效期间应当从最后一笔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开始计算。而最高人民法院在对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的请示所作出的《(2003)民二他字第14号答复意见》中则指出:在合同约定分期履行的情况下,债务人应当在约定的数个个别债务的履行期限内履行义务,否则即构成对债务人该部分相对独立的合同权利的侵害,权利人亦由此取得就相应的个别债权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承担相应责任的权利。对上述分期履行的合同的诉讼时效,可以按每笔相对独立的债权到期之时分别计算。

[10]王利明主编:《中国民法典学者建议稿及立法理由—总则编》,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438页。

[11]徐国栋主编:《绿色民法典草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8页;尹田:《民法典总则之理论与立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832页。

[12]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申字第408号“重庆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深圳市金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追偿权纠纷申诉、申请民事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2016民终字306号“高候拼与山西柳林兴无煤矿有限责任公司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张颖璐:《分期履行债务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载《人民法院报》2012年5月17日。

[13]参见李适时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释义》,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595-597页。

[14]该司法解释已在2015年被新的司法解释(法释〔2015〕5号)废止。

[15]该条规定:“当事人超过诉讼时效期间起诉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受理后查明无中止、中断、延长事由的,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

[16]关于法官释明权的边界及时效抗辩权是否属于法官释明权范围等问题的论述,参见肖建华、陈琳:《法官释明权之理论阐释与立法完善》,载《北方法学》2007年第2期;霍海红:《论我国诉讼时效效力的私人自治转向—实体与程序双重视角的观察》,载《现代法学》2008年第1期;郭栋:《诉讼时效抗辩权的法官释明问题探讨》,载《法治论丛》2010年第5期;张海燕:《论法官对民事实体抗辩的释明》,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7年年第3期。

[17]关于本条第四项中“权利人被其他人控制”而导致诉讼时效期间中止,在解释和适用上是否包括刑事羁押、“双规”等情况,存在不同的意见。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编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案件诉讼时效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5年版,第324-334页。根据立法精神,笔者认为,应以是否构成不能行使请求权的“客观障碍”为标准而认定。

[18]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编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案件诉讼时效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5年版,第324-325页。

[19]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民法研究所“中国民法典研究小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专家建议稿)》第205条:“当事人不得约定排除、缩短或者延长诉讼时效期间,也不得约定诉讼时效期间的适用范围、计算方法、完成效果及诉讼时效的中断、延长、不完成的事由及其效果。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前,义务人所作的抛弃诉讼时效抗辩权的意思表示无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法典立法研究课题组:《民法总则(建议稿)》第229条:“时效期间的长短、计算方法、时效的障碍及法律效力,当事人不得合意变更、废止。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前,义务人预先抛弃时效的意思表示无效。”北航法学院课题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通则编(草案建议稿)》第206条:“双方当事人通过协议可以变更时效的规定。合意时效期间不能短于一年或者超过五年。格式合同条款提供方缩短其承担义务的时效期间或者延长其享有权利的时效期间的,不发生效力。”

[20] 《法国民法典》第2252条规定:“对未成年人以及受监护的成年人,时效停止进行。”

[21] 《日本民法典》第158条第2款规定:“未成年人或成年被监护人对管理其财产的父母或监护人享有的权利时,自其成为行为能力人或后任法定代理人就任时起六个月内,时效不完成。”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142条规定:“无行为能力人或限制行为能力人,对于其法定代理人之权利,于代理关系消灭后一年内,其时效不完成。”

[22]《德国民法典》第207条第1款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配偶之间的请求权的消灭时效中止。下列请求权,亦同:1.同性生活伴侣之间的请求权,但以同性生活伴侣关系存续为限;(2)子女未成年期间,父母与子女之间以及继父母一方与其子女之间的请求权;(3)监护关系存续期间,监护人与被监护人之间的请求权;(4)照管关系存续期间,被照管人和照管人之间的请求权;(5)保佐期间,被保佐人和保佐人之间的请求权。”

[23]参见段晓娟:《我国诉讼时效中止若干问题研究》,载《法律适用》2008年第11期。

[24]参见“华枝熙等与华宁熙等遗产继承案”,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85年第4期;“最高法院公布八起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典型案例”,载《人民法院报》2015年9月1日。

[25]李适时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释义》,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601-602页。

[26]梁慧星:《<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草案)>:解读、评论和修改建议》,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6年第5期。

[27] 参见刘保玉:《物权法学》,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第41-42页。

[28] 参见宋晓明、刘竹梅、张雪梅:《<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理解与适用》,载《人民司法》2008年第21期。

[29] 曾有法官咨询一实例:婚前女方借男方200万元,约定一年归还。后二人结为夫妻,五年后又离婚。男方向女方讨要此债务,女方以诉讼时效期间已过为由提出抗辩。对此问题,应适用哪条规定,法官感到迷茫。而如果是约定实行分别财产制的夫妻之间相互举债,诉讼时效应如何计算,同样难寻法律依据。

[30]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编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案件诉讼时效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5年版,第329页。

[31] 参见《德国民法典》第204条、《日本民法典》第159条之三、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 143 条;梁慧星等:《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总则编》第215条;北航法学院课题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通则编(草案建议稿)》第214条。

[32] 遗憾的是,2017年9月的法工委民法室拟定《婚姻家庭编》(室内稿)中对此问题未有规定。

[33] 《民通意见》第173条第1款规定:“诉讼时效因权利人主张权利或者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后,权利人在新的诉讼时效期间内,再次主张权利或者义务人再次同意履行义务的,可以认定为诉讼时效再次中断。”而至于诉讼时效因多次中断而屡屡重新计算,是否可以突破20年的最长时效期间的问题,尚有意见分歧。

[34] 参见中国法学会民法典编纂领导小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民法总则专家建议稿》第196条;北航法学院课题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通则编(草案建议稿)》第218条。

[35] 姜海峰:《论<民法总则>中诉讼时效适用的例外》,载《上海政法学院学报(法治论丛)》2017年第3期。

[36] 参见李适时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释义》,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595-597页。

[37] 请求支付劳动报酬的请求权是否应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理论及立法上亦有不同主张和作法。笔者认为,此种请求权同样宜归类于“定期履行的债务”之列。

[38 参见郭明瑞:《关于民法总则中时效制度立法的思考》,载《法学论坛》2017年第1期;杨巍:《论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请求权——我国《民法总则》第196条的问题与解决》,载《政治与法律》2018年第2期。

[39] 杨巍:《论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请求权——我国《民法总则》第196条的问题与解决》,载《政治与法律》2018年第2期。

[40] 但应指出的是,侵占他人不动产、动产拒不返还的行为,不属于此类“持续侵权行为”,应依《民法总则》第196条第(二)项的规定处理。

[41] 至于发生时效中止效力的事由是否具有涉他性的问题,学说及立法例上均未对此问题专门加以讨论和规范。依据诉讼时效中止制度的旨趣,对于连带债权人或债务人中的一人发生中止效力的事由,对于其他权利人权利的行使或债务的承担,不发生任何影响。故此,对此问题无须特别规定。笔者亦赞同这种共识。

[42] 《日本民法典》第434条规定:“对连带债务人之一人的履行请求,对其他债务人亦发生效力。”《意大利民法典》第1310条规定:“因债权人对一个连带债务人的起诉导致的消灭时效中断,对其他债务人产生效力。”

[43] 北航法学院课题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通则编(草案建议稿)》第220条【中断及于人的效力】“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及于当事人之间及其继承人或受让人。共有人或者连带债权人之一引起的时效中断,以及债务人对共有人或者连带债权人之一引起的时效中断,其效力及于全体共有人或者连带债权人。连带债务人之一引起的时效中断,以及债权人对连带债务人之一引起的时效中断,其效力及于其他连带债务人。”

[44] 参见李适时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释义》,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710页。

[45] 参见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学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15页;胡震远:《 共同诉讼制度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3页。

[46] 方案一:合同被确认无效,当事人请求返还财产、赔偿损害的请求权,诉讼时效期间从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方案二:因合同无效而产生的返还财产、赔偿损失请求权,诉讼时效期间从合同被确认无效之日起计算。方案三:当事人基于合同有效而签订和履行合同,因一方违约而提起诉讼,请求对方返还财产、赔偿损失的请求权,在合同被确认无效后,诉讼时效期间从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者虽未届履行期限但权利人基于义务人预期违约提起诉讼的,从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义务人预期违约之日起计算。当事人基于合同无效提起诉讼,因合同被确认无效而产生的返还财产、赔偿损失请求权,诉讼时效期间从合同被确认无效之日起计算。

[47] 详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无效合同所涉诉讼时效问题的规定(征求意见稿)》,载最高人民法院网,http://www.

court.gov.cn

/shenpan-xiangqing-1788.html,最后访问时间2017年10月20日。笔者的团队也曾对该征求意见稿提出过较为详细的意见反馈,载http://old.civ

illaw.com.cn

/article/default.asp?id=51847,最后访问时间2017年10月20日。

[48] 如《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民商事审判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2条规定:“无效合同产生债务的诉讼时效的起算,根据以下情形确定:(一)一方当事人履行合同义务后,因对方没有履行合同义务,而请求对方履行合同义务或返还财产、赔偿损失的,诉讼时效从合同约定的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二)合同双方当事人依合同约定履行了各自义务,尔后合同被仲裁机关仲裁裁决或法院判决确认无效,一方当事人请求对方返还依无效合同取得的财产和赔偿损失的,诉讼时效从确认合同无效的仲裁裁决或判决生效之日起计算;(三)合同双方当事人均没有完全履行合同义务,一方当事人要求对方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时效从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

[49] 参见(2017)沪02民终7911号“金菊娣与金宝弟、吴美英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上诉案”裁决书,载open law数据库,http://openlaw.cn/judgement/987a

8561f7c04b1f98a4aae58b571a8e?key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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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BB%887911%E5%8F%B7,最后访问时间2018年3月21日。

[50] 参见(2017)皖18民终1081号“钱立明、钱立亮、钱立星、钱立进与钱志达、徐娟玉确认合同无效纠纷”案二审裁决书,载open law数据库,http://openlaw.cn/j

udgement/52f7c61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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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7%BB%881081%E5%8F%B7,最后访问时间2018年3月21日。

[51] 参见(2005)桂民一终字第104号“北海市威豪房地产开发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畜产进出口北海公司与广西北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二审案”裁决书,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6年第9期。

[52]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编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案件诉讼时效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5年版,第143-144页。

[53]《担保法》中所规定的保证期间系针对债权人对保证人的请求权而设立,故其性质不属于除斥期间。但保证期间届满的后果与除斥期间类同。基于同样的理由,笔者认为保证期间亦应适用诉讼时效中止的规定。

[54] 中国法学会民法典编纂领导小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民法总则专家建议稿》第204条:“除斥期间届满后,当事人的权利归于消灭,人民法院应当依职权对除斥期间是否届满予以审查。”

 

本文原载于《判解研究》2018年第1期

作者:刘保玉、吴安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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