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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清300年,国民性彻底跪下了!

2018-2-7 10:31| 发布者: fuckkk' or upda

摘要: 毫无疑问,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不自由的朝代 满族人以一个部落的力量在东北兴起。在满族人内部,传统部落军事民主制度逐渐被努尔哈赤的独裁代替;在八旗设立以后,每一个旗的旗民都是旗主的奴隶,而所有的八旗都 ...

毫无疑问,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不自由的朝代

 

满族人以一个部落的力量在东北兴起。在满族人内部,传统部落军事民主制度逐渐被努尔哈赤的独裁代替;在八旗设立以后,每一个旗的旗民都是旗主的奴隶,而所有的八旗都是努尔哈赤和他子孙的奴隶;汉军和包衣,都是奴隶之下的奴隶;汉人百姓,甚至还不够资格做奴隶。


中国从秦始皇以后,政府和内廷,基本上是平行的内外两个单位。政府官员并不是皇帝的私人奴仆。

 

汉唐朝廷都坐而论道,大臣们都有座位;宋朝以后,宰相必须站着回话;明朝十分专制,朝廷之上动辄以廷杖惩罚官员——但是,大臣还是坐着和皇帝对话的。只有在清朝廷上,举朝匍匐跪拜,人人口称“奴才”——这是一个皇权最凌辱官员的时代,更不要说凌辱一般的百姓了。

 

 

三百年来,在这种统治气氛之下,一般百姓,甚至士大夫,其自尊心都已经被斫丧殆尽。


清兵入关以后,八旗的作战能力有很大的改变。在关外时,他们是部落兵的编制,王子们是将帅,所有的部落男丁都是战士,旗营的战斗力相当强。入关以后,打了几次内外战争,旗营能征善战的战士们折损不少。


更重要的是,八旗男丁出生以后就有粮饷,一辈子由国家养着;在作战时,八旗的精锐先让汉兵冲锋陷阵,打得差不多的时候,旗营才出动。到了这个地步,旗营战士相当于贵族,平时养尊处优,打仗时也不是在前线冒险,长久以后旗营战斗力当然衰弱了。八旗子弟犹如富贵纨绔,训练也并不严格,两三代以后,到康熙晚年旗营的作战能力已经不足称道了。


清朝的建制军,号为绿营,大部分是继承明代的卫所体制,在各省各地设立提督、总兵等官制,分别率军戍守,有事出动,先从战事附近的提镇发兵,不足时才调动其他地方的绿营。


这些绿营将士身份上不如旗营,训练和装备也都不足,等于是二等部队。康熙以后的战争,绿营扮演的角色却越来越重要。到了乾嘉时代,几乎所有的重要战争都是由绿营出动。绿营平时既是二等部队,再加上清皇室对于汉人并不信任,所以这些绿营的名额常常不足。一旦有事,命将出师,带兵的军官不得不临时招募添补缺额,正所谓“驱市人为兵”,怎么会有强大的战斗力呢?


嘉庆、道光以后,绿营更不如以前。所以,平定川楚教案和太平天国,有不少乡勇担任战斗任务,立了战功,才将他们编入绿营的编制。


清代过了一半,实际上已经没有真正可以作战的部队了。湘军、淮军都是以乡勇为名招募的私人部队,国家根本指挥不动。整体说来,清代中国人口从差不多两亿逐渐增加到四亿多,而旗营和绿营的编制,总数不过百万余众。


这么大的国家,有这么多的人口,而只有这么一丁点的常备军,而且训练装备都很不足。等到清代晚期,内乱外患纷至沓来,那时的中国根本是一个没有国防的国家。

 

 

可以说,为了维护统治,满清费尽心思地破坏中华固有的文化、思想和科技,并且将愚昧和麻木植入我们的民族。


手段高明得难以想象。以至于,几百年后的今天,我们仍固执的认为落后来自于文化,而不是满清。孔子也成了满清的替罪羊。悲哉。了解一下康乾盛世的真相。康熙前面的,实在没什么可说。除了杀还是杀。所以,咱们就从康熙开始。


康熙是个“了不起”的人:智擒鳌拜,平定三藩,收复台湾,征战雅克萨,打败葛尔丹,治理黄河淮河,学习近代科技。咋一看,战功赫赫,成绩斐然,俨然一位伟大的君主了。真的是这样吗?


君主伟大与否谁说了算呢?衡量君主的标准是什么呢?这个标准选不好,结果就会出问题。我认为君主伟大与否要看:君主对国家民族的贡献,而不是君主的个人能力。


清朝后期,左宗棠在西北平叛,从一处明代炮台遗址挖掘出开花弹百余枚,不禁仰天长叹:“三百年前中华已有此物,到如今竟然失传,以至被列强所欺凌。"看到没?这就是康熙造的孽。不仅不发展科技,反而打压科技;不仅不进步,反而退步。这就是很多人心目中的英雄的本质。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顺便比较一下康熙和同时代的路易十四。


先看看个人情况。

 

路易十四奢靡无度,热衷芭蕾,没有兴趣参与任何科学活动,却期望成为亚历山大那样的欧洲霸主。咋一看,有点荒唐,不学无术之人还爱做梦。


康熙一生节俭勤政,对西学颇有研究,以大禹为自己的治国偶像。很不错的样子。


接着是两人的作为。


路易十四大力支持国家普及科学。他接受大臣的建议,成立了法兰西科学院,法兰西建筑学院和法兰西喜剧院,其成员享受国王的津贴,研究活动受到资助。同时代的康熙,则忙着进行文字狱,以维护满族统治的合法性。


路易十四发动了大量的对外战争,打造了一个鼎盛一时的法国。康熙热衷打内仗建功立业。对外只和俄国发生过冲突,面对俄罗斯一股小小的远东军,康熙煞费苦心。


路易十四为了发展海外贸易,拓展海外殖民地,将国门大开。加强法国与欧洲及世界的联系;而康熙在开海禁海问题上,长期犹豫不决,最后以禁海告终。禁海不仅使中国造船技术一路滑坡,也导致离奇事情的发生:明末对世界地理已有相当程度的认识,清末竟没人知道欧洲在哪(还有其他原因:销毁相关地理和科技书籍等)。有人会说:明朝也禁海,为什么只说清朝的不是?好问题。我回答的是,明朝禁海,始于朱元璋,其后代并不想禁海,但碍于祖宗之制,不好推翻,所以大多数情况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即便后期官方从海洋退出,海洋世界也不是权力真空。海商和海盗成为海上的统治者。


但是清朝不同,康熙禁海的原因是担心汉人造反  ——实际上,在成功收复台湾后,康熙确曾一度解除“海禁”。但开海之后,沿海居民与海外交往日益频繁,而在南洋生活、经商的华人群体不断壮大,这引起了满清政府恐慌——作为一个少数民族掌权者,这种恐惧心理甚至比“穷小子皇帝”朱元璋更甚——他们担心这些人如当年郑成功一样,在海外建立抗清基地,聚集反清队伍。


于是,1716年,也就是康熙五十六年,清廷再次下令各省商船禁止前往南洋贸易,严防定居南洋的华人返回国内。已到晚年的康熙皇帝,在禁海上谕中说:“朕临御多年,每以汉人为难治”,“海外有吕宋、噶喇吧等处常留汉人,自明代以来有之,此即海贼之薮也”。不难理解,一个少数民族皇帝统治汉人占绝大多数的国家,其内心深处始终无法消释猜忌与防范的心理。


康熙在开海与禁海问题上的思考模式,继续影响到雍正、乾隆及其朝中的官员,甚至更远。


康熙和路易十四比较之后,我们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皇帝的个人能力和成就并不成正比。皇帝的个人能力,似乎也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眼光和优秀的辅佐人才。


康熙晚年,禁止公开讨论天文预兆和历法研究。因为这些内容,涉及到清朝的合法性。1715年,康熙在科举考试中也禁止了相关内容。此前两年,乡试和会试的策问,都已禁止涉及天文、乐律和计算方法。就这样,文字狱成了清朝的一项基本国策。以一人之力,成功改变考官及书生的兴趣几百年,真是能干至极。清朝后期无知无能的种子,就是康熙一粒粒播下的。这也是近代中国落后的原因之一。


突然明白:皇帝能干未必就是好事。有时,甚至会成为某些民族的灾难。

 


我们知道,明朝自朱元璋起废除宰相,大兴集权之制,然而,事实上,由于其后皇帝的平庸,明朝的皇权是有限的,内阁是很成熟的。很多国家大事都是内阁处理了。内阁的老大称为首辅,类似与现在的总理或者首相。这些内阁成员大都是学时渊博,德高望重,聪明绝顶之人(当然有时也会有些混蛋)。这些人的努力,成了大明皇帝懒散的资本。这就是明朝的很多皇帝不勤政,机构却能一直正常运行的原因。但清朝不同,完全屏除所谓的内阁,全部集权于皇帝一身。

 

此外,以往的各个朝代,包括明朝,皇帝的"治统"之外,还存在着一个"道统"。明朝的官员很骄傲地认为自己掌握着道统,因而经常和皇帝争执。官员常常不以皇帝的标准看问题,动辄在朝堂与皇帝发生争执而据理力争。有时皇帝气得没招了,就打大臣的屁股。即便这样,这些官员依然义无反顾。因为,被皇帝处罚的同时,却获得了另一种荣誉——整个国家,整个文化界,都认为大臣是对的,而皇帝错了。


清朝吸取了这个教训,通过种种努力,把道统收到皇帝手中。实现道统和治统统一的王朝,历史上,只有满清一个。


清朝是如何实现的呢?

 

首先,皇帝大力提倡程朱理学。这个不新鲜,其大力推广始于朱元璋,只是程度加重了很多和太多。读书人熟读八股,只为科考得中,两耳不闻窗外事。富国强兵的技术和思想却鲜有涉及,极大地禁锢了读书人的思想。读书人的智慧和良心都没了,国家怎么能好?清朝后期无能愚昧的种子,又播种了一些。(明朝虽然也提倡程朱理学,但终究有王阳明的心学,甚至宦官集团等相抗衡,大大削弱了其影响力。思想上相对唐宋较为严苛的明朝,思想家也是层出不穷:王守仁、李贽、王廷相、顾宪成、吕坤、顾炎武、黄宗羲等。伟大人物的诞生,必然伴随着伟大的智慧。而近三百年的满清,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竟没有一个思想家。满清本没有思想,却压制汉人。使中国,在近三百年的时间里,思想上处于一片空白。)


其次,侮辱和痛贬名儒的人格,使他们颜面扫地,根本没资格以名儒自居。更别指望他们像明朝官员那样和皇帝争高下了。康熙三十三年,康熙召集翰林官员作文。题目:理学真伪论。自己做考官,翰林官员当考生。羞辱这帮以才学自居的文人,包括自己的老师熊赐履和一些已经过世的名儒。骂这些人是假道学,同时以皇帝的威严痛斥当世名儒。告诉人们:真正懂道学的是皇帝,真理在皇帝手中!


大臣失去道统,就失去了制衡皇权的王牌。治统与道统的统一,使得清王朝成为历史上最为专制的王朝。清朝的文武百官,自称奴才,口称主子,开口闭口皇上圣明,就这样出来了。没人敢和皇上争高下了,皇上能不圣明?奴才也顺便出来了。奴才需要的是听话,不是才干。


最后,当然就是杀头了。明朝能容一个骂皇帝的海瑞,清朝不能容一个哭庙的金圣叹。专制与否,在这里表现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康熙初年,庄廷龙修《明史》,庄家被灭族。这样的事多得很,有兴趣的自己找相关资料吧。有思想的人几乎被杀尽,事情做到这份儿,能不愚昧不落后?


此外,满清律规定:凡汉人三十人以上集会者,以谋反罪论处。这可是古往今来第一次,满清真是有开拓精神呢!


一句话:康熙是一个能干的人,但他不是一个好皇帝。甚至可以说:康熙是个很糟糕的皇帝!

 

 

看了康熙,再来看看乾隆。

 

乾隆时,文字狱达到顶峰,发生了160多起。少则牵涉百人,多则牵涉万人。思想被禁锢得连文化科技都无法正常发展。望文生义,牵强附会,捕风捉影,甚至一些疯子的言语也被定为逆案而处死,荒唐至极。


刘三元,本疯癫,某日对人说:我是汉室后裔,要众官扶持。结果被杀。一个疯子,一句疯话,就掉了脑袋。


王锡侯,因不满《康熙字典》为一家之言。用了十七年时间,编成一部新颖的字典:《字贯》。因字典中有康熙、雍正的庙讳及乾隆的名字,乾隆大怒:下令把王锡侯处斩,子孙六人处死,全家二十一人连坐,妻媳及未成年之子为奴。


尹嘉铨,自称古稀老人。乾隆说:我称古稀老人,早已布告天下,他怎么也敢自称古稀老人?绞死。没一点点涵养和胸襟,还称十全老人!


徐骏,已过世,遗著《一柱楼诗》中有:举杯忽见明天子,且把壶儿抛半边。乾隆认为壶儿就是胡儿,诽谤朝廷,嘲讽满清没文化。结果,徐骏被剖棺戮尸,儿孙和地方官员全部斩首。


这些是真实的事。不是故事,而是事故,是悲剧。


这样的事还多得很,有兴趣的自己查资料吧。接着咱们来看看,乾隆朝修订的《四库全书》。


乾隆三十八年开《四库全书》馆,全国图书都要进献检查。乾隆三十九年,命各省查缴"诋毁本朝"之书,尽行销毁。乾隆四十年,令四库馆臣对所收书籍"务须详慎决择,使群言悉归雅正"。不仅不利于满清的文献被禁毁,连前人涉及契丹、女真、蒙古、辽金元的文字都要进行篡改。查缴禁书竟达三千多种,十五万部还多,焚毁的图书超过七十万部。(乾隆心想:秦始皇算什么,敢跟我比?)禁毁书籍与四库所收书籍一样多。

 

 

明清之际,黄道周、张煌言、袁继咸、钱肃乐、顾炎武、黄宗羲、孙奇逢等人的著作,都成为禁书。历史学家吴晗说: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矣!文字狱之彻底可见一斑。唯一幸免于难的就是汉字。


满清较之前代的外族统治者,更加阴险卑劣恶毒。鲁迅说:对我最初的提醒了满汉的界限的不是书,而是辫子,是砍了我们古人的许多的头,这才种定了的,到我们有知识的时候大家早忘了血史。《天工开物》、《物理小识》、《武备志》、《明将军传》等非常有用的,记录中国明朝科学成就的书籍也被清朝列为禁书。吴三桂的《反满檄文》、《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略》,在中华本土消失了二百多年。二百多年后,才从日本找出来。


满清就是这样阉割了中华的光辉科技和灿烂文化,使中国回到了欧洲中世纪黑暗蒙昧的境地。思想没了,文化没了,科技没了,后来钱也没了。发展了几千年,又被打到原始社会,怎能不愚昧不落后?难怪小日本嘲笑:中国发展5000年不如日本发展50年。


人格和气节方面,中国的文化从来都是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来都是教育人们威武不屈贫贱不移;从来都是要人以礼义仁智信廉耻来自律;从来不乏铁骨铮铮之人。且不说:蒙恬——教尔等尝尝帝国铁骑的滋味儿;霍去病——匈奴未灭,何以家为;苏武——牧羊;陈汤——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班超——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冉闵——力挽狂澜,拯救华夏于危亡之际;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杨坚——重建中华文明和秩序;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岳飞——还我河山;虞允文——国难当头,挺身而出;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就是明朝也不乏:于谦——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海瑞——不畏强权,刚直不阿;戚继光——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郑成功——驱逐荷虏,收复台湾等高节之士。而满清却盛产奴才。奴才从来都是卑躬屈膝的,哪来的人格和气节?


康乾盛世,清朝国力居世界第一,则要归功于中国雄厚的基础。以往各朝代,中国的国力都是世界第一,不是到了满清才第一的。明朝经济总量占世界45%,清朝约占30%。这说的还只是量,如果,涉及到质(科技、文化、思想等),那满清和明朝更是不可同日而语了。

 

明末崇祯年间,中国耕地总数783万顷。而顺治16年,中国耕地总数是549万顷。乾隆31年,达到741万顷,才接近明末。


明末,传教士利玛窦的《中国札记》这样记载中国:这里物质生产极大丰富,无所不有,糖比欧洲白,布比欧洲精美……人们衣饰华美,风度翩翩,百姓精神愉快,彬彬有礼,谈吐文雅。


乾隆时来访的英国使者马戛尔尼则说:遍地都是惊人的贫困……很多人没有衣服穿……军队象叫花子一样破破烂烂。


这就是“康乾盛世”的本质。

 

 

清朝这个专制残暴和扭曲都达到顶峰的朝代,骨气和思想,早已失去了生存的土壤。中国传统的为官直言敢谏,为史秉笔直书的观念彻底被摧毁。后来又被东西方列强欺负和蹂躏,国人的自卑和媚外也顺便产生了。被征服和奴役的太久,都进了潜意识,形成了习惯。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到了清朝末期,国势日衰,才有常州学派兴起,重视经世之学。更后才有以“今文学派”的名义借古说今,例如康有为的《大同书》等。当然,清朝晚年的洋务和维新之学大兴,终于将中国带入近代的世界。


乾隆晚年,马嘎尔尼使团来华时,因为和珅的阻挡,他们许久没有得到觐见皇帝的机会,后来又延长了他们在华停留的时间。这一个英国使团,包含了许多测量和调查人员,实际上是一个国情调查团。他们回去以后,向英国政府报告:庞大的清帝国,实际上组织非常松弛,几乎没有国防,军队的装备只配称为仪仗队,而不是作战队伍。


到鸦片战争时,当年随团来华的一个儿童,此时已经是英国国会的议员了。此人坚决主张英国应当对中国强硬,因为中国是没有国防的国家,而且中国的宫廷和官员,对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完全懵懂无知。


到了清末,既有太平天国之乱,又有义和团运动,这两次老百姓的“起事”,都是在国家面临危亡之际。他们提出一些自己的理想,希望用“民间的力量”改变中国的困局。


可是,无论是太平天国还是义和团,他们提出的诉求都不可能真正改变中国的困局。康有为提出的《大同书》,确实依据中国文化中的理想国,规划了一个大同之世,其内容和西方的空想社会主义有相当雷同之处。可是,这一个思想的根源,还是从中国传统中引申出来的。


中兴名臣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人,着实努力进行的洋务运动,则是从器物上学习西方——这三人都没有提过,要从中国文化本身进行彻底的改造。不少人,包括康有为、梁启超,努力推动君主立宪的改革;另一方面,孙中山等人提倡现代的革命。


辛亥年10月10日,武昌革命那一声枪声,断送了两千年的帝制,终于将中国带出了传统,带进了现代的世界。

 

 

相对于封闭而散漫的清帝国,欧洲的发展在17世纪以后,却是走了完全不同的方向,为欧洲发展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相对于清朝统治下中国将近三百年的闭关和停滞,西方国家却创造了现代文明,中国就远远地落在后面了。


最后再多说一句:满清已经成为历史,就让它过去吧。但是,反省,发现,重整旗鼓,是不能不做的。

 

转自:思享无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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