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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纪念之困:烈士陵园大门丢失 纪念碑被拆

2015-9-7 10:12| 发布者: scyjlaw | 来自: 腾讯网

摘要: 老五二三厂搬迁前,烈士陵园一直被精心维护着,当时的两扇铁大门还在。大连文保志愿者 供图五二三厂烈士陵园里安葬着吴屏周和安疆两位烈士。如今的烈士陵园,两扇铁大门已不知去向。 澎湃新闻记者 罗杰 图原标题:红 ...

老五二三厂搬迁前,烈士陵园一直被精心维护着,当时的两扇铁大门还在。大连文保志愿者 供图

五二三厂烈士陵园里安葬着吴屏周和安疆两位烈士。如今的烈士陵园,两扇铁大门已不知去向。 澎湃新闻记者 罗杰 图

原标题:红色纪念大连之困:烈士陵园大门丢失,罢工纪念碑拆了建小区

滨海城市大连是一座有历史的城市,尤其在近现代遗址遗迹上。

这些时刻提醒着人们勿忘国耻、纪念先烈的文物单位大多保存良好,甚至有些还成为很有名气的景区。只是随着岁月的流转,部分记忆有些”褪色“。

8月13日,中国新闻网发布一组图片报道:“大连市甘井子区海茂村原大连五二三厂院内的烈士陵园杂草丛生,陵园的两扇大门不知去向……”

这座烈士陵园里安葬着两位烈士,其中一位是为民族解放和新中国成立献出宝贵生命的吴屏周烈士。

日前,大连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对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表示,原来的五二三厂搬迁后,烈士陵园周围开始进行大规模施工,相关部门对其维护确有不便。而民政部门有意将这座烈士陵园“搬家”迁入市级大型烈士陵园内的计划,因一些原因暂时无法推进。

目前,五二三厂烈士陵园正陷入保护困局。

除此之外,大连还有数处承载了革命历史和很多人回忆的“红色纪念”,也正遭遇重视不足、保护不力的现实。

1926年,为反抗日本压迫,大连福纺纱厂(大连纺织厂前身)的千余名工人举行了“四二七”大罢工。为纪念这次罢工,厂里的职工于上世纪50年代建立了罢工纪念碑,1976年又重建了一座新碑。不曾想,1999年这座罢工纪念碑被拆毁,此后再也没能重建。2010年,时任大连市市长曾批示重建,但5年后仍停留在纸上。

而在大连市金州区(现在的保税区)发现的抗日英雄董秋农的故居,也因一直无法申请成为文物保护单位,而陷入随时可能被拆毁的危机之中。

被遗忘的角落

在大连市甘井子区海茂村老龙头山下,老五二三厂的东北角,有一方格外安静的土地,与周围废墟上轰鸣的施工形成强烈对比。这里就是五二三厂烈士陵园。

从老五二三厂正门进入后,没有看到通往陵园的指示牌。对于初来者,必须多方打听才能找到准确位置。到烈士陵园要穿过一条凹凸不平、瓦砾遍地的沙土路面,接着是一片杂草地。或许是鲜少有人经过,杂草已经长得很高。在烈士陵园前方左侧的空地上,立着一块“区级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牌。

经历了数十载岁月的烈士陵园已显出颓败之色。烈士陵园由砖墙围合而成,没有大门。勉强被当成大门的是两个相对的门柱,上面写着一副挽联——山霞千古存浩气,海啸朝夕慰英灵。

事实上,此前的烈士陵园是有两扇铁大门的。

大连当地一名文物保护志愿者向澎湃新闻记者提供了两张五二三厂烈士陵园的老照片,从中能看到,在两个相对的石柱中间曾有一扇铁制大门。

“我拍摄的时候是2009年初,后来过两年再去看,大门就没了。”这名文保志愿者告诉澎湃新闻记者,他推测应该是在老五二三厂搬迁过程中,有人趁机偷走了铁大门。

在老五二三厂搬迁之前,这座厂属烈士陵园一直被厂区的员工精心维护着。即便在两年前,厂区里仍有一位老人“上班”,他自觉肩负起了照看烈士陵园的责任。老人叫于文湖,今年74岁,1968年从部队转业后进入五二三厂。

2013年,老五二三厂全部迁到大连市保税区。早已退休的于文湖选择留守,看护厂区内仅剩的一些大型设备。那个时候,他坚持每隔两天就去烈士陵园里看看,将掉落在园内的枯树枝捡走。

今年4月10日,于文湖接到通知,由于厂区的土地已挂牌,他也必须从厂区撤出。这之后,烈士陵园陷入无专人管理和维护的状态。偶尔,甘井子街道的工作人员会来做简单的打扫。

“现在来的人越来越少了。我印象中,好像只有在清明节前后,能看到有人来烈士墓缅怀。来的也都是附近学校的小学生和辖区内的消防战士。”现在烈士陵园旁一家日企上班的殷姓工作人员告诉澎湃新闻记者。

殷先生也是老五二三厂的职工。后来五二三厂改制后,他进入现在这家日企工作。

殷先生对五二三厂烈士陵园很有感情,“看到它变成被遗忘的角落,心里挺不好受,但我们是日企,也不太好去做什么,这一片地将来都是工业区,烈士墓一直在这儿可能也不利于保护吧。”

纪念吴屏周

五二三厂烈士陵园里安葬着吴屏周和安疆两位烈士。于文湖觉得,这两位烈士是五二三厂的骄傲,烈士们的事迹,他从未敢忘。

1916年,吴屏周出生于安徽省巢县罗家巷,是家中长子,下面还有三个妹妹。由于家境贫寒,吴屏周没有读几年书,就不得不辍学去打工。1935年,年仅19岁的吴屏周到淮南铁路局打工,后来又谋到了一个火车司机的工作。

在工作中,吴屏周受到了来自中共淮南地下组织的影响和培养教育,开始明白革命的道理。吴屏周正式走上革命道路,缘于1937年“七七”事变的爆发。在看到国破山河碎,民族面临危亡的一幕幕后,吴屏周觉得仅仅是担忧已经不够,他必须要做点什么了。

1938年春天,怀着“宁愿饿死,也决不替敌人开火车”的热血,吴屏周毅然离开了铁路岗位,加入到中共巢县县委领导的青年训练班。不久之后,他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据中华英烈网资料记载,1939年秋天,吴屏周根据上级党委关于“发动群众,组织武装,坚持巢北斗争”的指示,组建了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巢湖游击大队,建立了敌后抗日政权。一年后,工作出色的吴屏周又被调到中共淮南津浦路西区委任组织科长。1942年3月,吴屏周出任中共定风怀县县委书记,后调入新四军2师任军工部政委。1945年1月,又被调到华中军区军工部。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国民党军队依靠美国援助的武器装备发动了内战。为了加速中国革命的进程,中共中央决定在大连筹建兵工生产基地。吴屏周于1946年12月被派往大连。

吴屏周的外甥陈志勇对澎湃新闻记者回忆说,自己的母亲吴华和舅舅吴屏周就是在华中军区军工部分别的,“那是他们最后一面,舅舅去大连不久就牺牲了。我母亲痛不欲生,母亲一直说是舅舅带她出来搞革命的,她最崇拜的人就是舅舅。”

1947年5月,大连建新公司裕华工厂(五二三厂的前身)成立,吴屏周被任命为厂长。这是一所炮弹制造厂,担负着新的使命,吴屏周丝毫没有放松。

为了支援全国解放战争,吴屏周带领工人在海茂村龙头山下的荒僻海滩上开始了艰苦创业。仅用3个月时间,他们就完成了炮弹厂建厂任务。

接下来就是批量生产炮弹。在当时,由于条件所限,又要保证炮弹质量,他们必须对炮弹样品进行试验,做出技术鉴定。弹体爆破试验对今后生产至关重要,同时也非常危险。吴屏周和引信厂厂长吴运铎决定亲自进行炮弹试验。

1947年9月23日,弹体爆破试验正式开始。吴屏周和吴运铎连续试验了6颗炮弹,都顺利将其引爆。在试验到第7颗时,不幸发生了,炮弹没有按计划爆炸,而是在吴屏周和吴运铎上前检查时爆炸了。吴屏周为此献出了只有31岁的年轻生命。

为了永远缅怀吴屏周,工厂将他安葬在建新公司烈士陵园(今五二三厂烈士陵园)。

受阻的“搬家”

为了纪念第一任厂长吴屏周烈士,让后人永远铭记他的事迹,五二三厂的员工在厂区的东北角为他修建了一座烈士陵园。烈士陵园内安葬的另一位烈士安疆是在1949年抢运钢材途中牺牲的。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座烈士陵园都被精心地维护着。

“大概是1990年,我和母亲还一起去过大连五二三厂,就在那座烈士陵园里祭拜了舅舅。当时的陵园还很整洁。”陈志勇对澎湃新闻记者回忆。

不过随着五二三厂转制和后来的搬迁,曾经厂属的烈士陵园成了尴尬的存在。它的安静和肃穆,与周围轰鸣的施工环境格格不入。

出于保护的初衷,2010年11月,五二三厂烈士陵园被命名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只是当时有关部门没有想到,这一举动会在将来成为一个“包袱”,让五二三厂烈士陵园陷入保护困局。

事实上,澎湃新闻记者从大连市民政部门了解到,他们早有意将这座烈士陵园“搬家”,进行集中妥善的管理。2012年,大连市投资1.4亿元建设了大连市烈士陵园。这座大连市级的烈士陵园位于大连龙王塘,占地面积7.75 万平方米。按原计划,到今年9月底,民政部门将把大连市原有的散列的烈士纪念建筑设施陆续迁入这个大型烈士陵园,其中就有五二三厂烈士陵园。

大连市民政部门的说法得到了陈志勇的证实。今年5月份,已经62岁的陈志勇只身来到大连,又去了舅舅的烈士陵园进行祭拜。

“实际上,我那次过去也是和当地民政部门研究是否将舅舅烈士墓搬迁的问题。我母亲已经同意迁走。”陈志勇坦言,情感上他不希望舅舅的墓搬到另外的地方,但理智上又认为,搬迁到大型正规的烈士陵园是更好的归宿。

不过现在这一切还只能停留在“计划”上。

根据我国《文物保护法》第二十条规定:“建设工程选址,应当尽可能避开不可移动文物;因特殊情况不能避开的,对文物保护单位应当尽可能实施原址保护……无法实施原址保护,必须迁移异地保护或者拆除的,应当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迁移或者拆除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批准前须征得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同意。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不得拆除;需要迁移的,须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报国务院批准。”

这意味着,被列入“区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五二三厂烈士陵园,如要迁移,须报辽宁省人民政府批准。

而澎湃新闻记者目前了解到的情况是,大连市甘井子区文体局已经进行了上报工作,申请迁移五二三厂烈士陵园。

等待重建的纪念碑

除了五二三厂烈士陵园,大连市另外两处“红色纪念”——“四二七”罢工纪念碑的重建和抗日英烈董秋农故居的保护问题,目前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解决方案。

75岁的罗虎堂在等一个时间。罗虎堂是大连纺织厂的一名老职工,从大连纺织厂党委宣传部长的职位上退休。

从2003年到2015年,他一直在为重建“四二七”大罢工纪念碑的事多方奔走。

2010年,罗虎堂甚至拿到了时任大连市长“同意重建纪念碑”的批文,然而至今仍然只是一场空等。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明年又是‘四二七’罢工胜利90周年纪念,那个罢工纪念碑很有意义,不知道我有生之年还能不能看到它的重建。”罗虎堂颇为感慨地说道。

1926年4月27日,大连福纺纱厂(1925年由日本人创办,现在的大连纺织厂前身)1200名工人,因不堪日本资本家的残酷压榨、剥削和虐待,在中共大连地委组织领导下举行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罢工。工人们向日方提出了“不许打骂和虐待中国工人”等5项要求,不过都被日方蛮横无理地全部拒绝。

这激起了工人们的愤怒,罢工工人们拉下全厂总电闸,并拉响全厂汽笛,千余名工人冲出车间,开始了向日本侵略者实施反抗。罢工坚持了101天,日方被迫在同年8月初答应中国工人提出的要求。

罗虎堂回忆,那场罢工非常成功,“没有人牺牲,最终还达到了目的。”

为了纪念“四二七”大罢工,1951年7月1日,在罢工胜利25周年时,大连纺织厂在厂内竖立了一块小型纪念碑。1976年,在厂区南门外又重建了一个更具特色的纪念碑。

1951年,在罢工胜利25周年之际,为了纪念那场罢工,大连纺织厂工人们建造了一座纪念碑,后被送到旅顺日俄监狱旧址陈列馆。 澎湃新闻记者 罗杰 翻拍

1976年,大连纺织厂工人们又在重建了一座“四二七”罢工纪念碑,碑身的设计与罢工发生的时间相契合。罗虎堂还参与了碑文的创作。 澎湃新闻记者 罗杰 翻拍

罗虎堂清楚地记得,新碑的黑色底座1.926米,代表罢工年代,碑身高度4.27米,代表罢工发生的日期,宽度为1.01米,则是罢工天数的纪念。

1994年,大连市委、市政府授予牌匾,将这个纪念碑命名为“大连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那之后,罗虎堂多了一项特殊的工作,他成为讲述那段历史的志愿者。

让罗虎堂伤心的是,1999年,“四二七”罢工纪念碑在大连纺织厂的土地转让过程中被拆毁。纪念碑拆毁后,原址建起了“东北名苑”住宅小区。这让罗虎堂总是忍不住感慨:“家门口的四二七路还在,罢工纪念碑却没有了。”

十多年来,罗虎堂和近百名大连纺织厂的老职工一直在为复建纪念碑而努力奔走。从2003年起,罗虎堂等人开始联名上书大连市委、市政府、市人大以及市政协要求重建这座纪念碑。

重建罢工纪念碑的建议,还得到了大连市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关注。2006年,在大连市第十三届人大四次会议上,市人大代表罗力彦递交了《将“周北公园”更名为“四二七”公园的建议》,建议公园更名后在园内竖立“四二七”罢工纪念碑。市政协委员张连臣也在大连市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上,递交了《关于周北公园应命名为“四二七”公园的提案》。

这些努力都没有白费。2010年,罗虎堂一度看到了“四二七”罢工纪念碑重建的希望。

他给澎湃新闻记者提供了一份名为《关于将周北公园命名为“四二七”公园并恢复重建“四二七”纪念碑的报告》。这份文件是由大连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呈送给当时的大连市市长。

文件称:“万才市长:根据您的批示……同意重建‘四二七’纪念碑……建议市总工会牵头,市城建局、市规划局、甘井子区政府配合……报市政府审批后,拟将项目列入2011年市财力投资计划,重建工作由甘井子区政府具体组织实施。”文件的落款时间是2010年5月7日。在文件最上面的空白处有时任大连市长批示的“同意”字样。

然而,5年过去了,罗虎堂的希望仍然没有实现。

他很遗憾地告诉澎湃新闻记者,这些年一直为此事努力的老人们很多已经离世,“我算最年轻的,也不知道还要再等多久。”

废墟中的故居

等待的还有张立聪。他是大连走出来的抗日英雄董秋农的后人。

2007年,中国开始“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2009年清明节前后,在大连市金州区(现在的保税区)二十里堡韩家村,董秋农故居被发现。

之后,董秋农故居作为“20世纪初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被收录在“大连市第一批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名录”中,并在《大连文物要览》(大连出版社于2009年10月出版)一书中予以公示。

从报纸上看到这一消息的张立聪激动不已,多年来,他一直在寻找和搜集关于外公董秋农的资料。

然而不久后,由于韩家村被规划为拆迁区,董秋农故居面临随时可能被拆毁的危机。

“这个故居目前只是不可移动文物,并没有被列入文物保护单位。这几年,我一直为这个事多方咨询和申请,始终没有结果,也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张立聪对澎湃新闻记者表示。

在日本读书时期的董秋农。照片系首次公开发表。张立聪 供图

董秋农,原名董万丰,1910年在大连二十里堡韩家村出生。张立聪小时候就一直听长辈讲述董秋农的事迹。

董秋农的学生时代是在大连和旅顺度过的。1928年,董秋农在旅顺二中读书时,积极参加了反对日本校方虐待和无理开除中国学生的斗争,并组织和领导学生罢课。一年后,转入北平(今北京)弘达中学(今北京二龙路中学)继续学习。后考入日本神户商业大学经济系。

1937年,董秋农毕业后回国。当时家乡正遭受战乱之苦,看到日本实施的残酷侵略行为,董秋农心中燃起抗日革命的火焰,在胞姐的支持下,离家出走去投奔向往的革命圣地延安。

“七七”事变爆发时,董秋农三次去太原八路军办事处要求参军,最终在周恩来的批示下成为一名八路军战士,被分配到八路军总部敌工部,从事搜集、翻译日文资料工作。1938年,董秋农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任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政治部敌工部部长,随肖华开辟山东抗日根据地。

1939年秋天,董秋农奉命伏击途经山东陵县陶家一带的日军,在瓦解争取日军投降的战斗中,不幸中弹牺牲,时年29岁。如今,董秋农烈士已经魂归故里,其墓碑安葬在大连市金州区烈士陵园里。

董秋农故居被发现后在大连尤其是二十里堡韩家村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当地很多村民都不知道他们生活的地方曾走出过一名抗日英雄。

据《大连日报》2009年4月8日报道,当时不少相关专家都表示,故居的发现对进一步研究董秋农及中国革命史、军事史有较大参考价值。故居应该被妥善保留,作为当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让更多后人能够了解董秋农的英勇事迹,直观地感受历史。

这和张立聪的想法不谋而合。他也希望故居能保留下来并以纪念馆的形式成为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然而,董秋农故居的现状却堪忧。

董秋农的后人张立聪站在损毁严重的董秋农故居前百感交集。他希望这座故居能申请成为文保单位,并成为当地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澎湃新闻记者 罗杰 图

8月22日,澎湃新闻记者跟随张立聪探访了故居。故居周围已经是一片废墟,地面上都是残砖剩瓦。破烂不堪的故居所剩房屋已不多,还被疯长的杂草遮去了大半。

根据我国《文物保护法》中的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应该根据不同文物的保护需要,制定文物保护单位和未核定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的具体保护措施,并公告施行。”

张立聪告诉澎湃新闻记者,如果不是他和家人尽力争取,这个故居早就被夷为平地了。

5年来,张立聪一直通过博客等方式,呼吁有关部门能重视董秋农故居的保护问题。他多次联系大连市、保税区文物管理部门,得到的回复也只是“可以暂时保留故居”。对故居申请文物保护单位一事没有任何说法。张立聪不知道这个故居以后会如何处置,“一切还是个未知数。”

澎湃新闻记者就此问题多次联系大连市文化广播影视局文物处和保税区文体部门,结果不是电话一直无人接听,就是工作人员简单的回复“不清楚”、“请联系其他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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